国若想变法,不能急变,要等护法力量逐渐成型,羽翼初成,这是关乎于秦国千秋大业的事情,一代变不成就两代三代,江寒还年轻,还有很长的时间!”
秦献公这才意识到,自己面前这个年轻人,不过才二十出头,他不敢想象,如果江寒在秦国辅政二十年、三十年后,秦国会发生什么样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秦献公是一个开明的君主,他是吴起变法的亲身经历者,他明白:世生变,变生强,强则进,治国之道,贤勇者创法立制,庸碌者因循守旧,创新者生,守旧者亡的道理。
回国继位后,他也在秦国国内进行了改革,其中包括废止人殉、迁都、扩大商业活动、编制户籍和推广县制,他把秦国都城从雍城迁到了栎阳,把思想陈旧的老世族留在了雍城,带着甘龙等一众新贵来到了栎阳。
而老世族与以甘龙为首的“新贵”的区别是老世族普遍是奴隶主,新世族则多是土地主。
奴隶主的土地主要靠国家、国君的封赐奖赏而来。
现在国家放开土地,谁开垦算谁的,涌出的新地主阶级开荒甚至都开到奴隶主的荒地里了!
而且奴隶制体系下,奴隶只是奴隶主的私人物品,人生安全、人生自由完全没有保障,相比之下新地主阶级对待劳力反而更加仁慈。
所以也导致大量的奴隶外逃,到地主阶级手下混饭吃,这样一来,老贵族的奴隶主与新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也不断上升。
秦献公心里也很清楚,新地主阶级是秦国重要的兵源和税源,必须仰仗!
而老世族的奴隶主们,有减税、减劳役、减刑罚等特权,权臣弑君都是出自老贵族之手,没什么大的好处,但老贵族根基深,权势大,甚至秦献公都是他们的支持才能够回国继位,秦献公也只能尽量笼络安抚老贵族。
包括当初迁离三百年都城雍城,到河西之地附近栎阳,为的就是摆脱老贵族的势力,发展新地主阶级势力。
尤其是这几年,推行代田法,新型农具,让秦国国力蒸蒸日上,但国内矛盾依然存在,新老贵族之间的土地斗争日益尖锐,民间私斗成风。
“新贵”的轴心人物,上大夫甘龙的政治根基与政治主张,与整个老世族集团有很大的利益冲突。
这让秦献公非常倚仗甘龙,并让甘龙主持推行新政并长期领国,甘龙有功业根基,是秦国功臣,所以对秦国贫弱有清醒的认识。
而世族集团,则以承袭祖荫为根基,以维护祖制传统为根基,对秦国贫弱有实质上的疏离感。
这种根基差别,就形成了甘龙在政治主张、政治策略两方面与世族集团的重大差别。
甘龙主张有限变法,具体说,甘龙的政治主张分为三个层面:第一层面是认识基础,承认秦国不推行新政不走向强大,便会走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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