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若想变法，不能急变，要等护法力量逐渐成型，羽翼初成，这是关乎于秦国千秋大业的事情，一代变不成就两代三代，江寒还年轻，还有很长的时间！”

　　秦献公这才意识到，自己面前这个年轻人，不过才二十出头，他不敢想象，如果江寒在秦国辅政二十年、三十年后，秦国会发生什么样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　　秦献公是一个开明的君主，他是吴起变法的亲身经历者，他明白：世生变，变生强，强则进，治国之道，贤勇者创法立制，庸碌者因循守旧，创新者生，守旧者亡的道理。

　　回国继位后，他也在秦国国内进行了改革，其中包括废止人殉、迁都、扩大商业活动、编制户籍和推广县制，他把秦国都城从雍城迁到了栎阳，把思想陈旧的老世族留在了雍城，带着甘龙等一众新贵来到了栎阳。

　　而老世族与以甘龙为首的“新贵”的区别是老世族普遍是奴隶主，新世族则多是土地主。

　　奴隶主的土地主要靠国家、国君的封赐奖赏而来。

　　现在国家放开土地，谁开垦算谁的，涌出的新地主阶级开荒甚至都开到奴隶主的荒地里了！

　　而且奴隶制体系下，奴隶只是奴隶主的私人物品，人生安全、人生自由完全没有保障，相比之下新地主阶级对待劳力反而更加仁慈。

　　所以也导致大量的奴隶外逃，到地主阶级手下混饭吃，这样一来，老贵族的奴隶主与新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也不断上升。

　　秦献公心里也很清楚，新地主阶级是秦国重要的兵源和税源，必须仰仗！

　　而老世族的奴隶主们，有减税、减劳役、减刑罚等特权，权臣弑君都是出自老贵族之手，没什么大的好处，但老贵族根基深，权势大，甚至秦献公都是他们的支持才能够回国继位，秦献公也只能尽量笼络安抚老贵族。

　　包括当初迁离三百年都城雍城，到河西之地附近栎阳，为的就是摆脱老贵族的势力，发展新地主阶级势力。

　　尤其是这几年，推行代田法，新型农具，让秦国国力蒸蒸日上，但国内矛盾依然存在，新老贵族之间的土地斗争日益尖锐，民间私斗成风。

　　“新贵”的轴心人物，上大夫甘龙的政治根基与政治主张，与整个老世族集团有很大的利益冲突。

　　这让秦献公非常倚仗甘龙，并让甘龙主持推行新政并长期领国，甘龙有功业根基，是秦国功臣，所以对秦国贫弱有清醒的认识。

　　而世族集团，则以承袭祖荫为根基，以维护祖制传统为根基，对秦国贫弱有实质上的疏离感。

　　这种根基差别，就形成了甘龙在政治主张、政治策略两方面与世族集团的重大差别。

　　甘龙主张有限变法，具体说，甘龙的政治主张分为三个层面：第一层面是认识基础，承认秦国不推行新政不走向强大，便会走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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