感染。你的头怎么样？”

　　“好基督啊！”我说。

　　“那么白兰地别喝太多吧。倘若你的头骨骨折，可就要防止发炎。这样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　　我全身出汗。

　　“好基督啊！”我说。

　　“我看，你的头盖可真的骨折啦。我把你包起来，免得你的头东碰西撞。”他开始包扎，他双手的动作很快，绷带扎得又紧又稳。“好了，祝你交好运，法兰西万岁！”

　　“他是美国人，”另外一位上尉说。

　　“我以为你说过他是法国人。他**语，”上尉说。“我早就认得他。我总以为他是个法国人。”他喝了半大杯科涅克白兰地。“把重伤的送上来。多拿些防破伤风的疫苗来。”上尉对我挥挥手。人家把我抬起来，我们出去时，门上的毛毯打在我脸上。到了外边，中士副官跪在我的旁边。“贵姓？”他轻轻地问。“中名〔7〕？教名？军衔？籍贯？哪一级？哪一军团？”等等。“我很关心你头上的伤，中尉。希望你好过一点。我现在把你交给英国救护车。”

　　〔7〕中名：西方习俗，除了教名外，中间还有一个名字，纪念父母或亲戚朋友。

　　“我没什么，”我说。“非常感谢。”方才少校所说的疼痛现在开始了，我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不感兴趣，觉得无关紧要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英国救护车开到了，人家把我放在担架上，抬起担架，推进救护车。我旁边放有另外一张担架，那人整个脸都扎了绷带，只看得见鼻子，像蜡制的一般。他呼吸沉重极了。我上边那些吊圈上也搁了一些担架。那个高个子英国司机绕过来，朝里望。“我一定稳稳当当地开车，”他说。“希望你舒服。”我感觉到引擎启动了，感觉到他爬上了车子的前座，感觉到他拉开了刹车，扳上离合器杆，于是我们起程了。我躺着不动，任凭伤口的疼痛持续下去。

　　救护车在路上开得很慢，有时停下，有时倒车拐弯，最后才开始迅速爬山。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滴下来。起初滴得又慢又匀称，随即潺潺流个不停。我向司机嚷叫起来。他停住车，从车座后那个窗洞望进来。

　　“什么事？”

　　“我上边那张担架上的人在流血。”

　　“我们离山顶不远了。我一个人没法抬出那张担架。”他又开车了。血流个不停。在黑暗中，我看不清血是从头顶上方的帆布上的什么地方流下来的。我竭力把身体往旁边挪，免得血流在我身上。有些血已经流进我衬衫里面，我觉得又暖又粘。我身子冷，腿又疼得那么厉害，难过得想呕吐。过了一会儿，上边担架上的流血缓和下来，又开始一滴一滴地掉了，我听到并感觉到上边的帆布在动，原来那人比较舒服地安定下来了。

　　“他怎么啦？”英国人回过头来问。“我们快到山顶啦。”

　　“他大概死了，”我说。

　　血滴得很慢很慢，仿佛太阳落山后冰柱上滴下的水珠。山路往上爬，车子里很寒冷，夜气森森。到了峰巅的救护站，有人抬出那张担架，另外抬了一张放进来，于是我们又赶路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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