感染。你的头怎么样?”
“好基督啊!”我说。
“那么白兰地别喝太多吧。倘若你的头骨骨折,可就要防止发炎。这样你觉得怎么样?”
我全身出汗。
“好基督啊!”我说。
“我看,你的头盖可真的骨折啦。我把你包起来,免得你的头东碰西撞。”他开始包扎,他双手的动作很快,绷带扎得又紧又稳。“好了,祝你交好运,法兰西万岁!”
“他是美国人,”另外一位上尉说。
“我以为你说过他是法国人。他**语,”上尉说。“我早就认得他。我总以为他是个法国人。”他喝了半大杯科涅克白兰地。“把重伤的送上来。多拿些防破伤风的疫苗来。”上尉对我挥挥手。人家把我抬起来,我们出去时,门上的毛毯打在我脸上。到了外边,中士副官跪在我的旁边。“贵姓?”他轻轻地问。“中名〔7〕?教名?军衔?籍贯?哪一级?哪一军团?”等等。“我很关心你头上的伤,中尉。希望你好过一点。我现在把你交给英国救护车。”
〔7〕中名:西方习俗,除了教名外,中间还有一个名字,纪念父母或亲戚朋友。
“我没什么,”我说。“非常感谢。”方才少校所说的疼痛现在开始了,我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不感兴趣,觉得无关紧要了。过了一会儿,英国救护车开到了,人家把我放在担架上,抬起担架,推进救护车。我旁边放有另外一张担架,那人整个脸都扎了绷带,只看得见鼻子,像蜡制的一般。他呼吸沉重极了。我上边那些吊圈上也搁了一些担架。那个高个子英国司机绕过来,朝里望。“我一定稳稳当当地开车,”他说。“希望你舒服。”我感觉到引擎启动了,感觉到他爬上了车子的前座,感觉到他拉开了刹车,扳上离合器杆,于是我们起程了。我躺着不动,任凭伤口的疼痛持续下去。
救护车在路上开得很慢,有时停下,有时倒车拐弯,最后才开始迅速爬山。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滴下来。起初滴得又慢又匀称,随即潺潺流个不停。我向司机嚷叫起来。他停住车,从车座后那个窗洞望进来。
“什么事?”
“我上边那张担架上的人在流血。”
“我们离山顶不远了。我一个人没法抬出那张担架。”他又开车了。血流个不停。在黑暗中,我看不清血是从头顶上方的帆布上的什么地方流下来的。我竭力把身体往旁边挪,免得血流在我身上。有些血已经流进我衬衫里面,我觉得又暖又粘。我身子冷,腿又疼得那么厉害,难过得想呕吐。过了一会儿,上边担架上的流血缓和下来,又开始一滴一滴地掉了,我听到并感觉到上边的帆布在动,原来那人比较舒服地安定下来了。
“他怎么啦?”英国人回过头来问。“我们快到山顶啦。”
“他大概死了,”我说。
血滴得很慢很慢,仿佛太阳落山后冰柱上滴下的水珠。山路往上爬,车子里很寒冷,夜气森森。到了峰巅的救护站,有人抬出那张担架,另外抬了一张放进来,于是我们又赶路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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