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百姓要考虑水利,洪水一来,田地尽毁,一场辛苦化为东流不说,全家老少的口粮就是问题。种粮食就是为了与天争命,趁着洪水未到,先抢收庄稼。有了存粮,就可以活下去。依我看大家种稻麦豆子也没什么不好,虽然它们所值有限,却都是救命的食物。种这些东西日子穷一些,倒不至于饿死。再者说现在这样也没什么不好,总不能所有人都去种桑麻,如果种粮的人比种桑的人少,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了?”
他的观点不能算错,从某种意义上,其实也算是切中要害。明末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作物越种越多,南方的米粮产量大减,导致在粮食问题上发生较为严重的危机。
如果范进眼下是在朝廷大佬的角度,会对顾实的话表示赞同。毕竟在那个高度上,百姓只是个数字,看不到他们的喜怒哀乐,也就谈不到动感情。可是在县令这个身份,看到的都是活生生的人,想问题的角度和思路就注定不一样。
人做事除了对错,还要考虑利益。尤其是站在自己角度上,这件事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害,总是第一思考要素。范进如果是应天巡抚,就会从全省的布局思考问题,但他现在是上元知县,要管的就是一县的民生以及县里经济发展。
所谓父母官不是说说就算的,他得考虑这一县子民的经济收入和家庭生活,为了自己这一县利益跟其他人争权打架,也再所不惜。
大明的经济结构作物分配,保证多少耕地红线,这种全国高度的话题,得等他做了京官以后再行考虑。至于眼下,他最重要的一项工作,就是把上元经济搞起来。让上元的百姓越来越富,吸引更多人流入上元,这才不负自己的岗位,再者非如此也没法满足课税要求。
上元的地租虽然是东南最低,但是上元的赋役却是东南最重。原因就是曾经离国都很近,抓这里的差最方便。眼下虽然国都早已不在此,可是徭役未减。再加上大批的不服役人员,这些在酷暑时节挥汗如雨肉袒深耕的农夫,几乎人人头上都顶着徭役。
实行一条鞭法后,他们倒是可以不用去服役,但是得交银子。以目前的作物结构,他们根本就拿不出足够的钱来折低应服徭役。眼下都是靠借贷交赋,要不就是申请减免。种植经济作物,获取更高的收入,才是保证一条鞭法得以实施的保障。
如果继续让上元的农人种粮食,要么自己不追课,要么就会导致乡村经济的破产。
眼下朝廷对于人身控制力度大不如前,守着江宁这么一个大城市,在农村赚不到钱,很自然就想到进城工作。这种在乡下长大的人又没有什么技能,最多是有身气力。很容易就沦为雇工、苦力,其中一部分还会成为奴仆。
准备打击蓄养家奴之风,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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