起原由,心内想着若是对方也提冯邦宁的事,就得给他们透点底,增加一些他们的信心。
陈有方似乎对昨天那场冲突一无所知,只道:“堂尊,这放贷之事,在用款。如果百姓向官府借贷,我们无钱可放,便有失信用。眼下库中几百两银子,还要应付衙门内的开支,能贷多少能留多少,还望堂尊明确示下以便小人处置。再者,百姓借贷以田为抵,其田产价值多少,田籍归属,亦是件极为复杂之事。卑职只怕才能不济差事有差,有负堂尊信任。”
刘鹏也道:“是啊,卑职也有类似顾虑。卑职一向是在衙门里负责刑名之事,于钱谷之事所知有限。贸然参与只怕有负堂尊重托,万一耽误了公事,这责任实在负担不起。”
范进看看两人,心内明白,这便是打了冯邦宁的后果之一。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尚怀忠一家那么有勇气,官、吏、役三者身份不同,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不同。自己的这两个属官,显然有了自己的打算,有些想退缩了。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,这也导致了每个人在遭遇同样的问题时,会做出不一样的回答。从一开始自己严肃打击民间高利贷,推行官贷,就已经想到会面临内部的压力。整顿衙役,就是未雨绸缪,先把最基层的力量控制住,保证这些人为自己所用再想其他。至于胥吏和属官,暂时还来不及整顿,尤其是陈、刘两人级别虽低却是朝廷命官,他们的人事关系在吏部,自己作为上司只能参劾或是在考绩上给他们难看,并不能直接任免,是以要控制起来难度更大。这两人的反水,其实也在范进考虑范围内,只是无法确定是以什么形式。现在看来,他们采用的方式还是相对简单粗暴的:摔纱帽。
对抗上司并不一定非要硬抗,拖延懒惰或是把上司命令扭曲进行,都可以算是一种手段。只是上元衙门太小,范进的多重监督加鼓励检举制度,让这种手段没有施展空间,就只能选择相对简单直接一点的方式。以柔性罢工表达自己对上司的不满,这也是老公们惯用的方式。反正这种官方贷款无先例可寻,该把工作派给谁,都是看上官的安排,打起官司来两人也有自己的道理不一定就吃亏。明朝之所以行使很多制度习惯参照古法,而不是自己想一个新办法,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此。用新办法无成例可寻,安排谁做工作是很麻烦的事。
这两人的态度当然是对上官不敬,即使从制度上找不出瑕疵,也不会讨范进喜欢。他们的前程在范进手里,按说是该属于范进这条船上的。从关系上看,范进有着进士科甲底子,又有张居正的关系,这两人也该抱紧他的大腿才对。但问题是,事情不是这么个算法,惹的人也不对。
这两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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